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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市外来务工妇女生存状态实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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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娘叫张燕，21岁。长得又黑又瘦，所以看上去她还像一个孩子。张燕本来是要赶车回霍邱县老家的，但下午她来晚了些，没赶上县客运公司的班车。回去的车倒是有，不过是豪华旅游大巴，票价要贵将近一倍，因此她决定不乘坐了，打算在汽车站挨上一晚，赶明早的班车。

张燕是3月份到合肥的。今年春节过后，她曾与村里的四个同伴一起到温州一家服装厂打工。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，她听不懂温州当地的方言，又有点想家，于是她决定回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干活，就这样她来到合肥。她先是在一家小型超市当营业员，本来干得挺好的，但过了个把月的时候，她所负责的柜台少了一些东西。当组长带人强行搜查她的住处，并用狐疑的目光注视她时，她倔强的自尊心使她与组长发生了激烈冲突，结果只能是她自己卷起铺包走人。

4月初，张燕经同乡介绍，在一家个体餐饮店干活。这家店因为市口好，饭菜口味独特，所以生意特红火，一天十几个小时食客不断。红火的生意乐坏了老板，也累坏了她们这帮打工妹。每天五点半她们就得起来，洗菜、揉面、做早点，中午晚上连轴转，张燕自己也说不清她一天得干多少小时的活。累是累点，不过每个月有500元钱的收入，还管吃管住，张燕没有什么怨言。但十几天前，张燕患上了重感冒水柏枝属。没有老板允许，她是不能休息的。于是她只好硬撑着，干活无精打采不说，还老咳嗽。有一次她在给客人上菜时，又忍不住咳嗽，引起了客人投诉。老板知道后，要扣她一个月的工钱。

张燕再也忍受不了。回家，是她所能想到的最好选择。

一个特殊的流动群体

6月12随着活塞1同上下移动日至6月17日，就合肥市外来务工妇女状况进行调查的时候，发现“张燕的故事”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角落上演着。

镜头一：6月12日上午，某车站行李房，一群妇女正与男工混在一起往车上扛货。每件货物大概有七、八十公斤，在这里她们得不到任何照顾。实际上，在城市很多苦、累、脏行业，都能看见那些来自农村妇女忙碌的身影。

镜头二：6月12日下午，金寨路某高层建筑上，几位“蜘蛛人”正在擦洗玻璃幕墙。这是楚芳姐妹俩，下地后，一袭蓝色的工装掩不住她们娇柔的身姿。对于这项高危作业，姐姐楚芳说她们“习惯了”。

镜头三：6月14日中午，位于宁国路上的一家大龙虾排档前，几个女孩正在清洗龙虾。已经清洗几个小时了，盆里散出的腥臭味她们根本无暇顾及，她们要赶在傍晚前把数百公斤龙虾洗好，晚上还要招呼客人，直到夜里三、四点钟。走进店主为她们7个人在附近租下的宿舍，约6平方米，摆了3张床，地上显然还打了地铺。

镜头四：6月17日夜11点左右，桐城路上的一家吧里，两个打工妹共用一台电脑在与友聊天。她们是附近饭店里的小工，由于平时没有什么文化生活，上是她们唯一的“奢侈品”。

镜头五：就在桐城路这家吧隔壁，有一家小型超市，小朱和小齐两位打工妹就在店里打开简易床睡觉。她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“看店”。面对空荡荡的店堂，17岁的小朱说，她“一开始挺害怕的，经常有男青年半夜来叫门，现在好了一点。”

正是在这样的镜头下，“张燕她们”顽强地生存着。

据对省市劳动、公安、妇联等部门的了解及对其中一些个案的采访，我们山包米对合肥市外来妇女各方面情况渐渐有了一个大致轮廓。

地区来源：大部分来自本省农村和经济不发达的小城镇。在部分饮食娱乐行业，有来自湖南、江西、四川和东北地区的打工妹。

年龄结构：17－35岁占多数。

婚姻状况：大多数已婚。

就业分布：就业范围比较狭窄，大多是收入不高、工作时间较长、工作性质不稳定的职业。

她们中很多人在餐饮、家政、超市、美容美发等服务行业打工，经济收入一般在500元左右。

知识结构：文化程度普遍不高，初中以下超过80％。大多没有一技之长，从而造成就业层次偏低。

行为观念：打工妹大多来自贫穷落后的地方，难以适应城市的文明环境，在个人卫生及公众环境意识方面明显缺乏。

她们在城里“讨生活”

外来务工妇女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，但她们在劳动权利、人身保障、健康、性、子女教育等方面，都或多或少地遭遇到一些困扰。她们还处在“讨生活”的层次，相比男性打工者来说，她们的弱势群体地位更加明显。<藏沙蒿/p>

劳动权益受损。主要表现在劳动合同空缺，劳动时间延长，劳动保障缺乏，工作环境不佳，妇女“三期”无保护。不少经营者利用外来人口人生地疏的弱点，少付工资，超时加班。陈小梅曾受雇于合肥市一家美容院，5年多时间里，她一直未与雇主签劳动合同，在工资问题上与雇主产生纠纷时，闭花耳草她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解决，但雇主要与她协商解决。李萍萍在合肥市一家民营加工企业工作，她说她们每天要工作10小时左右，几乎没有节假日。她们当中有些怀孕女工不但不能享受孕期劳动保护，让老板发现后，还立即被开除。按规定，用人单位应该为用工办理失业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等，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外来务工妇女这方面的社会保障都等于零。

卫生健康堪忧。大部分打工妇女受经济及文化水平局限，自身卫生保健意识很淡薄，很少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小病扛一扛、大病拖一拖的现象比较普遍。至于对妇科病的检查预防，则根本谈不上。还有一些妇女把农村的一些卫生陋习带到城里，给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带来麻烦。

居住条件很差。采访中发现，外来妇女居住条件普遍不好。她们大多在城郊结合部租用民房，有的十几个人或一家几口挤在10几个平方米的房屋内。有些小区的保洁工，就在车棚或楼道下临时搭建的地方歇宿。现在打工妇女的收入都很低，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，使她们根本无法考虑改善居住条件。

人身安全无保证。一些女性在被雇佣过程中，常常遭遇雇主打骂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。一位来自肥西的30多岁的妇女来到合肥一个远房亲戚家当家政工，但并没有得到善待。主妇经常对她嫌这嫌那，早起晚睡不说，还经常只能吃剩菜剩饭。有一次，因为熨衣服不小心弄坏了女雇主的裙子，女雇主竟然用熨斗烫她的手。在一些私营企业，相貌姣好的打工女性时常会受到雇主或男同事的性骚扰，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只能忍气吞声。

子女教育问题堪忧。由于大部分已生育的妇女都把子女带在身边，受户口等问题的困扰，子女的命运随父母的流动而动荡不定。不少孩子无法正常接受九年义务制教育，一方面是因为城里正规学校要收较高的赞助费，另一方面父母居无定所也使孩子常常被迫中断学业。来自江西的张梦缘一直把孩子带到身边，她对孩子是否具有社区安全感、是否遭受歧视等很担心，迫切希望孩子能早日融入当地社会。

就业机会越来越少。相当一部分外来妇女反映，她们的苦恼是没有固定的工作或找不到称心的工作，而社会机构对她们就业方面的帮助少得可怜，因此她们在就业市场中处于明显的劣势。打工妹胡李丽说：“在打工过程中，雇主是不会让我们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，所以我非常希望获得政府文化教育部门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帮助。”

失管状态亟待改善

外来妇女由于其生活的流动性、工作的不稳定性以及在文化素养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，给政府在社会治安、劳动就业、教育管理上带来一定的压力，很多妇女处于实际上的“失管”状态。

省妇联妇女维权部部长何毅分析说：“由于外来妇女长期流动在外，原有的基层组织约束不了，现在居住地又难以掌控，所以管理上存在一个盲区。有些妇女思想道德和法制观念淡化，由于生计所迫，可能会出现卖淫嫖娼、偷盗等犯罪现象。同时，由于居住环境不稳定，没有纳入社区9、实验终了后按电源开关关闭管理的范围，造成流动人口底数不清，加大了公安部门管理的难度。另外，外来妇女中大多数处于育龄阶段，给计划生育的管理也带来很大压力。”

何毅进一步指出：“各级妇联本该是妇女的‘娘家’。但外来流动妇女这一块情况却不容乐观。因为她们大多散居在市民的出租屋中，社区无法实施有效管理。工会、妇联等群众组织目前也无法覆盖到她们这一层次。一旦其权利受到侵害，很难找到一个投诉部门。因此，如何适应形势需要，关注这一新兴妇女群体的状况及发展趋势，加强教育和管理工作，是各级妇联组织亟须研究和探讨的问题，也是其他相关部门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。”

城市现代化发展，人力资源再调整，给了外来务工妇女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但我们还必须为她们创造一个安全、健康的发展空间。外来务工妇女主要来自农村贫困地区，她们自身的发展不仅事关其本人，还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。所以，政府在制定政策、规章的过程中，应该充分正视外来务工妇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利益，消除一切歧视，使她们能平等、公正地参与竞争。另外，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新机制，将外来务工妇女在教育、生育、医疗、卫生、劳动保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，纳入社会保障体系。

在前不久召开的我省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会议上，不少专家指出，对于外来务工妇女这个庞大的边缘女性群体，迫切需要妇联等组织来关心她们。事实上，我省各地在外来务工妇女管理上，已经摸索出一些好的经验。例如，在打工妹集中的地方，成立了妇女组织。针对外来务工妇女较多分散于社区，有一些地方开始就地建立打工女培训中心、读书站，在流动人口中广泛开展“四自”女性精神、“热爱第二故乡”主题教育活动，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活动、家庭文化活动，开设妇女卫生保健知识、公共卫生知识讲座，开办多门类、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。为了切实代表和维护打工妹的合法权益，很多妇联组织还积极出面帮她们说话，为之伸张正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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